敦厚且严厉者，教我严谨；怪僻而善良者，教我成熟；温和且循循善诱，使我如坐春风。
——这是我的老师们。
二十多年前那个九月，我走进那所仅有几间旧木房的小学，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。正值一个伟人去世，狭小的校园内鞭炮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呛人的硝烟味到处弥散。
悲痛是别人的，热闹也是别人的，我们只有新鲜。
校园后面有一棵高大的罗汉松，松下荫蔽着一小段斜坡，下雨后，黄泥滑滑腻腻的，我们就从坡上滑到坡下，乐此不疲。
紧挨着东北角的围墙边，有一间土墙屋，里面喂养着几十只兔子，都关在笼子里。我们就到处扯那些含浆汁的草，往笼子里丢。——以后几年的劳动课，我们的任务就是喂兔子了。
我的启蒙老师，姓孙，花白胡子，花白头发，从阶沿这头跑到那头，见到新生就捉，把我们一个一个拉进教室，摁在座位上。
语文数学都是孙老师一个人教。每天早上，他端一条凳子，在教室门口一堵，我们就乖乖地把书包翻出来，把头天的生字或课文读一遍，然后交家庭作业，过关了就进教室，没过关，就趴在外面的乒乓台上，一样一样地重来。
至今还记得他要我把写分家的“杆”字用稻草捆起来，拿教鞭把我伸到凳子上的脚敲下去……
到三年级的时候，我们的教室从楼下到了楼上，孙老师也退休了。语文数学分由两个老师上。语文老师姓曾，还没结婚，兼任学校图书保管员，我们可以从他那里把学校的书一本一本地借回家，看完后还回去。曾老师从不像有的老师那样认为这样会影响学习，现在想来真的难得。
我们原先的教室改成了教职工寝室，每当我们在教室打闹让楼下不得安宁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年轻人冲上来愤怒地制止，那就是孙老师的儿子。他顶了孙老师的班，在学校食堂做炊事员。
以后再没见过孙老师，二十多年，再没见过孙老师。
我的启蒙老师，如果还健在，该有八十多岁了，但我只要能见到，我一定能在所有人中一眼认出来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他。
怀念您，敬爱的孙老师，愿您永远健康。
冉老师是我唯一记忆深刻的数学老师。
她是我初一的班主任，带着她读幼儿园的女儿住在一间只有十来个平方的旧木房里。有一次我去请教，正碰上她对女儿发脾气，拿过书只一瞟：“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，你上课在听些哪样？”把书一摔，继续做她的事。晚自习的时候，她走到我的课桌前，翻开我的书，仔细地把那道题讲给我听，还顺便把我书上卷边的地方理伸展，好象根本没发生摔书那件事一样。可是那以后我再不敢问她什么了，凡事自己动脑筋。
因为是住校，所以同学之间难免三三两两结成“团伙”。有一次，一个经常跟我一起玩的同学偷了别人的钱跑了，冉老师非常生气，认为给她脸上抹了黑。这“黑”也不是我抹的呀，但她当着许多同学的面教了我一个成语，说是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仿佛我也成了小偷似的，在其他同学面前抬不起头。不过我牢牢记住这八个字，以后结交朋友就小心得多了。
不久之后，我又犯了一个错误。周末，我和同乡的几个同学，没有请假，提前回了家。返校后，冉老师动了雷霆之怒，决定把我们几个当作不守纪律的典型来处理，让我们停课，回家喊家长来一起协商解决。这是一般老师的杀手锏。我们几个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样严重的地步，只好又往家走。来回跑了六七十里路，家长没请动，脚上倒是起了血泡。到教室门口时已上了晚自习，冉老师正站在讲台前。我们谁也不敢进教室，冉老师看了看我们，点点头，示意我们进去。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到些恨铁不成钢的无奈。这件事就这样出乎意料地平息了。
冉老师总是这样，像一位不会表达爱意的母亲，因此我心里总是对她有种可敬不可亲的芥蒂。她教了两年，我转学了。许多年后的某一天，我在客车上遇见她，她已经认不出我这个曾经时常惹她生气的学生了。岁月如此无情，竟然在她曾经美丽的脸上刻了些皱纹。我看着她匆匆地上车，匆匆地下车，竟然忘了叫她一声“老师”。
我的愧意由此产生。在学生心目中，老师总是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，如果露出一些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来，难免令学生失望。当年我看老师如此，现在我的学生看我不也一样吗？老师也很平凡，为什么要用特别苛求的眼光去看她呢？
对不起了，冉老师。是不是所有学生理解老师，都要经历这么漫长的岁月呢？
那个教了我一年半初中语文的老师，姓夏，至始至终，我对他无比尊敬。
在他矮胖的身躯里，蕴藏着无限的生命活力。据说教我们以前，他在家里养蜜蜂，长年在外面奔波，一个人养活全家，不知道他是怎么走到教书这个行当里来的。我初中毕业的时候，他做了那所中学的校长。我师范毕业的时候，他转行到行政做了我们这个小县的政协主席，现在还活跃在本地政坛上。
不管是当初教我们，还是后来做了官，他永远对我们微笑着，每次碰到，到要站下，和我们说几句话，或者是夸我们的进步，或者是教我们一些道理，而且总是只叫我们名字后边两个字，让人感觉特别亲切。
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他的课总是那么精彩，当他讲课的时候，他的身子像一个圆球，不断从讲台的这边弹到那边，从没人发笑，而且他一静止，大家就特别失望——知道要下课了。他的概括能力总是那么强，我们只要看板书，就能记住整节课的内容。
我转学的时候，语文老师已经换了，姓兰。临走那天早上，先去拜别兰老师。
说：“兰老师，我准备转学，我要走了。”
答：“随便你吧。”
老师脸冷冷的，像那个冬天早上的霜。
失望之余，夏老师走过来，知道我要走，他很惋惜，说我的语文功底扎实，乡村学校的条件不好，影响将来进一步学习，随后嘱咐今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他写信，最后叫了一个同学帮我搬行李，送到车上。
这是那所学校留给我的最后的温暖。好在我现在教书的这所学校离县城近，可以随时看到夏老师在街头散步的身影。
从第一天到现在，从现在到将来，我没叫过也不会叫他“校长”或者“主席”，我只叫他老师，因为他确实是我的老师，我遇见过的最好的老师。
写在2004年教师节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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